10月15日，第10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应该说，它是在计划经济的摇篮中诞生，经历半个世纪，如今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一步步成长起来的。
“中国的外贸与广交会休戚相关，只要是外贸圈的人，谁都离不开广交会。”记者碰到几个“老广交”都如此感慨。
鄂尔多斯羊绒集团总经理訾计生已经参加了10年的广交会。“从最初的4个摊位到今年8个摊位，鄂尔多斯最初的出口很大程度上是广交会的功劳，在上世纪80－90年代，在广交会做成的出口占鄂尔多斯全年出口量的60－70％。”他说。
现在，特别是近年来，不论是中外客商，还是参展企业，尤其是广交会本身的功能，都已经逐步在改变。訾计生告诉记者：“如今参加广交会，我们不再把展区布置得满满的，我们不是来卖产品，而主要是展示品牌和形象。客商的口味也在变化，从买产品到更注重信息化交流沟通。”
对于这一点，浙江兽王进出口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建红深有同感，她告诉记者，十年前，她们的客户一直认为中国制造都是些低档货，所以都会带一些设计好的款式来让她们做贴牌加工。现在，随着中国本土服装企业设计水平、制造工艺一步步提高，国外客商逐步改观，相信中国制造业可以做一些复杂的、带技术含量的成品了。
广交会带来的贸易机会是毋庸置疑的，像鄂尔多斯这样，在“中国第一展”上赚得其国际市场“第一桶金”，并由此跨出国门、打响品牌的内地企业，不胜枚举。
但是，广交会的这一作用也正在日益发生演变。正如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徐兵所说，从1957年创办至今，广交会经历了四个阶段，不同的历史时期分别发挥了不一样的历史作用。
在1957年至1966年，新中国建立初期，我国的对外关系刚刚起步，西方部分国家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广交会成为新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主动打开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经济合作大门，打开了对东南亚乃至对西方的贸易通道，确定了广交会服务国家经济大局、服务中国外贸的宗旨和地位。1957年到1959年三年，广交会的成交额就占当时对资出口额的1／3，为国家建设换得了宝贵的外汇。直到今天，广交会一年两届的成交额仍占我国一般贸易出口的1／4左右。
1967到1976年是较为特殊的“文革”时期，对外贸易被当成“崇洋媚外”痛加批判，当时的广交会，成为特殊年代坚持对外贸易、对外交流的唯一窗口。当时洽谈出口占全国外贸出口40％以上。
改革开放使得广交会重新崛起，从1977到1992年，中国的经济体制由此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之前，外贸实行垄断体制。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物资生产能力有限，物资出口只能采取配额供给的方式。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在经营体制上，打破垄断，各省市具有外贸经营权；在经营方式上，由国家全包转变为简政放权，搞活企业，自负盈亏。工贸、技贸、生产企业、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
这一时期，广交会的展览、贸易、洽谈、客商邀请恢复正常，充分发挥了展销促进贸易、促进生产的功能。外贸企业开始在全国各地兴起，广交会面对更大的市场需求；由于各种对外展销会的兴办、出口展销渠道增多，以及展览场地、广州市接待能力不足，第51届广交会尝试缩小规模、缩短会期。这一届的实践证明，缩短会期是可行的，缩小规模则影响了广交会固有优势的发挥。各方消除了广交会有无必要举办、有无必要发展的疑问，对越办越好达成了共识。
1993年，广交会实行了组展方式的根本性改革，结束总公司组团的历史。同时随着外贸体制放开自主经营权利，为刚刚获得外贸权利的中小企业服务，成为了广交会在新时期发展壮大的新任务和责任。
快速增加的企业对广交会展位的需求成为广交会发展的原动力，同时也逐步向专业化发展。这一时期的广交会在组展方式、办会模式、参展主体、参展商品、展区设置、客商邀请等方面频频出招。
同时在商务部的指导下，发挥了实施外经贸各项战略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我国外贸的以质取胜、科技兴贸、市场多元化、大经贸、产业结构调整、外贸体制改革、转变增长方式等重大战略举措，无一不在广交会得到迅速的反映。
广交会的发展史，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缩影。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还将是世界制造业工厂，广交会仍然会在不同时期扮演不同角色。
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来看，专家预测，中国GDP未来20年仍将继续快速增长，外部有强大的外贸需求拉动，广交会内部的设施、技术、经验不断完善，未来变革创新也会持续。从国际会展趋势看，专业化办展是方向，广交会也正探索“专业化办展、综合性展会”相结合的模式，以满足中国供应商和国际采购上的双重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