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加入WTO后电信业如何出招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有法律文件9月17日获得通过，这意味着漫长的中国“入世”谈判终于到了终点，剩下的都是一些组织程序，等待世贸组织在11 月份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的表决，及议定书获得中国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通过。业内人士预计，如果这一切顺利的话，中国将在今年底正式“入世”。

　　世贸组织最基本的原则是互惠互利、权利与义务对等，“入世”在给中国电信业的发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将有更多的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来到中国，中国电信运营商究竟该如何应对？为此，本报特刊登北京邮电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吕廷杰教授《迫近WTO　电信业如何出招》一文，以飨读者。

　　“入世”要求电信业 实现规模经济

　　电信经济理论中有“n平方法则”和“规模经济性原理”，这里的“n”可以理解为用户数。其含意是当网络规模资源与系统的用户按比例增加时，系统的规模越大，就越经济。中国电信目前是一个全国性的大网，也是世界第二大电信网，用户已达到1.67亿户。因此，中国电信的发展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信息产业成就卓著的标志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电信也是社会抱怨最多的企业之一。成绩巨大、不足明显是中国电信一再成为众矢之的的重要原因。

　　对一个电信企业而言，求生存、谋发展是第一位的，只有具备了规模优势，才有能力为用户提供价廉物美的电信普遍服务，才有可能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如果企业没有规模，不仅无法提供好的服务，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近来全球主要电信运营商因价格战导致全面亏损的事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目前，包括美国、欧洲、日本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电信服务业都在采取兼并和联合的手段，乃至开放有线电视业务的方法来增强国内电信运营商的实力，扩张其市场，或者采取高价保护性收购的方法来抵御国外电信运营商。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电信这样一个大但不强的国有企业的来说，何去何从不言自明。

　　“入世”要求电信业 实现法治经济

　　在最近关于是否再次拆分中国电信的辩论中，政府部门、专家学者、赞成或反对者各抒己见，展开了深入的探讨，这无疑是一个比电信改革更为重要的可喜进步——决策过程的民主化。然而，与此不和谐的是，所有的讨论既不是基于法律依据，也并非像当年AT＆T解体前那样来自于相互竞争的企业。这正是不能将 AT＆T解体时的那种市场自然反应与此加以类比的原因之一。目前我国“入世”在即，此时不宜于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尤其对于中国电信业改革这样如此关乎国家经济命运的大事，更应谨慎行事。

　　目前分割中国电信的方案之所以引起争议，就在于其理论上缺乏说服力，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按业务分拆的方案不由让人想起上次拆分中国电信。所实施的方案好比一个小卖部经营鞋帽，因有人说其垄断，因此分解为两个商店，一个卖鞋子，另一个卖帽子，结果还是垄断。很少有人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不能让所有的电信运营商经营更多类型的电信业务。答案似乎并不复杂，避免重复建设。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没有重复建设就没有竞争！但我们也必须懂得，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重复投资两个相同的企业，目的仅仅是为了他们之间的不完全竞争。因此，促成我国电信业有效竞争的途径是明显的，那就是投资主体多元化，让民营的成份、外资的成份逐步进入到电信业。

　　现代网络运营的实践告诉我们，电信业务使用量的增长来自两大源泉：一是人与人之间的通信靠用户数驱动；二是基于因特网应用的人与计算机的通信靠信息资源(信息的内容与质量)驱动。因此，将用户住地网(CPN)和网上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民营化运作，应该是实现基础电信业可操作性竞争的重要举措。因为这样可以使网络信息传递和业务源相对隔离，并且可以保证基础电信网络的完整性和安全性。

　　再看长话和市话分离的方案，其不现实的原因除了接入手段垄断的问题已不存在之外，还在于目前中国电信的普遍服务是通过长途补市话、市话补农话的方式来实现交叉补贴的。尽管这种方式仍然值得探讨，后者还在一定程度上招致了市话用户有关变相涨价的不满，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长市分家将使普遍服务的补贴失去源泉。值得一提的是，美国通过电信与有线电视交叉进入对方经营领域的法案后，AT＆T迅速收购了一家有线电视公司，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构建了自己失去的本地接入网。因此，我们的确没有任何必要重蹈其走过的弯路。就美国的电信改革历程来看，也不能说它的改革是成功的。拆分后的7个小贝尔，现已不复存在，许多公司已成为全业务公司。这种拆分改革的结果使美国AT＆T公司陷入面临倒闭的困境。因此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即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又要看到前车之鉴。

　　值得指出的是，“入世”在即，我国将进一步对外开放，各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我国信息安全方面将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信息安全关系国家利益，必须实行强有力的政府管理。

　　“入世”要求电信企业提供更优的服务

　　稍加分析不难发现，目前社会对中国电信行业的抱怨主要集中在资费过高和服务质量差两个方面。首先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各类电信业务资费的水平基本上与世界平均水平持平或略低。但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还比较低，因此突显出相对资费(电信资费在个人消费支出中的比例)较高的问题。过去中国电信业经常以自己持续超常规发展引以为豪，所谓持续超常规发展就是说每年的发展速度均数倍甚至十数倍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这本来是好事应该加以肯定，而第一种抱怨的根源正在于此。我们知道，经济学对有效需求的定义是“购买欲望＋购买能力”，但电信服务超前发展和迅速平民化，使得电信消费已经超过了一些客户经济承受能力，也使得电信越来越具有普遍服务特征。

　　联合国人权公约强调“通信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原因之一就在于除了衣食住行之外，没有哪种商品或服务像通信这样是人人需要的。通信的方法与手段是多样的，如邮政与电信，他们各自实现的成本也有很大的不同。到目前为止，我国政府只在万国邮政联盟公约明确承诺保证公民享有邮政通信普遍服务权利的权利，其标志就是确定邮政平信资费的依据既不是企业成本，也不是供求关系，而是基于中国低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水平。普遍服务的邮政信函因此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并造成亏损，需要政府财政补贴或赋予对某些业务的专营权进行交叉补贴。

　　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中，寻找利润最丰厚的领域加以经营的“撇奶油”策略是最常见的市场行为。而中国电信却是目前中国电信市场中惟一一个自觉履行政府普遍服务的电信企业。在我国对于履行普遍服务的电信企业尚没有保护性倾斜措施的情况下，中国电信在积极发展农村电话、建设兰西拉工程。这种现象在其他任何一个固定电话普及率不足15％的国家都不会出现，更何况我国地域辽阔，又是二元制经济结构。因此其代价和成本也是巨大的，并直接导致了中国电信在降低经营成本方面的困难。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拆分中国电信不仅有失客观公正，也有不利于逐步履行电信普遍服务义务。结果将使长途补市话的机制荡然无存，美国那种市话资费高于长话的结果也将随之而出现，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广大消费者。

　　近年来，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各国贸易管制放松，带来了全球经贸往来的日趋活跃。在这样的背景下，建立全球化、端到端、无缝隙的电信网络，提供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账单的“一站购齐”服务的呼声越来越高涨。电信企业实行并购，通过网络的互联互通实现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扩大业务范围，增加业务种类，从而可由一个公司向用户提供一揽子电信服务，做到“一站购齐”，不断满足用户多样性、多层次需求。面对这样的国际形势，中国电信只有积极改善服务质量才能在竞争中站稳脚跟。

　　“入世”要求行业管制与国际接轨

　　长期以来，在电信管制领域有着美国模式优于英国模式之说。所谓英国模式主要是从规制经济学的角度解释市场容量和有效许可证数量的关系，强调基础电信业不能垄断，但许可证也不能太多，否则会造成服务质量的下降和因特网间互联互通所带来的管理成本上升。与此同时，主张不要过于限制许可证数量的美国模式也在发生变化。原因在于，受IT技术摩尔定律的影响，“精神磨损”导致电信设备的加速淘汰。出现一项新的电信技术就发放一些经营许可证的结果，导致企业在尚未收回投资之前就面临着重新引进新技术的尴尬，因此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电信业竞争激烈的美国拥有骨干电信传输网络的企业也仅有三家，即AT＆T、MCI和US Sprint。

　　为了形成我国电信市场的有效竞争，近年来我国政府管制部门采取了不对称管制。即对一些幼小的新兴电信企业给予某些优惠政策，但结果并不十分明显。造成目前不对称管制结果不理想的重要原因在于过份强调资费上的不对称管制。在管制中过份强调资费的作用会带来两个负面影响：一是消费者心理预期被提高，误认为电信资费都应该向最低的看齐；二是导致大量低端(使用量小且对资费敏感的)客户大多集中在最想扶持的新兴幼小企业中，使得这样的企业空有规模难见利润，并且难以形成高端的增值业务消费群。

　　国际上对电信业改革的经验证明，政策性的调整在许多情况下并不能奏效。例如，尽管美国于1996年就通过法案，允许电信部门和有线电视部门双方公平对等进入对方经营领域，但除了AT＆T收购了两个有线电视公司后变成为朝阳产业中的夕阳企业之外，几乎没有有线电视公司愿意进入电信业。理由很简单，其如果进入，将不得不面对一个薄利甚至亏损的本地电信市场内的激烈竞争。于是各国都将改革的策略修正为以结构性调整为主，其中整合远远多于拆分。即使这种整合也大多以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来施加作用。

　　鉴于上述原因，在即将加入WTO之际，应逐步取消诸如资费不对称管制之类的带有歧视性的行业管理措施，加强对电信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网间互联互通的管理，并制定政策，尽快扶持虚拟运营商的发展，以市场机制促进我国电信业有效竞争局面的形成。